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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0日 13:04

【以史為鑒】回到36年前的特區,理解自貿區的未來

這一輪對外開放更需要的是制度藥方。當年需要輸液,如今需要造血。

時間:09-09 來源:

【??亞太日報 楊濤】

“自貿試驗區和改革開放初期設立的經濟特區有哪些不同?”這是4月20日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一位記者的疑問。

 

商務部部長助理王受文回答時提供了兩個角度:

1、經濟特區靠優惠政策,自貿區不是“政策洼地”;
2、經濟特區仍采取逐案審批制,自貿區則事前開放,強調事中事后監管。

第二批自貿區的集體掛牌,讓媒體又進入一輪自貿區解讀的狂熱氛圍中。但角度繁多的解讀還是沒法讓多數人明白幾個基本問題:自貿區到底要搞什么?為了解決什么問題?跟我有什么關系?機會在哪里?……

自貿區在一些專業領域內做了很多工作,但對大眾的信息交互界面并不友好。

局限在金融、貿易等專業領域內,即使在這些領域內部,也還有相當部分人一頭霧水。除了因為專業詞匯造成的理解障礙之外,更多需要時間給出答案。

 

站在現在看現在,如果看得眼花,不如站到過去看未來,或許有助于感知現實的位置。

鏡頭回放:什么都缺的“特區時代”

1979年4月,鄧小平首次提出要開辦“出口特區”;7月,中央下發文件,同意在深、珠、汕、廈四地試辦出口特區。

1980年8月,深圳特區通過國家立法正式誕生。交通部直屬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先行一步,成為對外開放的第一個“試管”。

 

在那之前的一年,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團,去西歐五國考察。回國后,谷牧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結論是:“我們現在達到的經濟技術水平,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比較,差距還很大,大體上落后二十年,從按人口平均的生產水平講,差距就更大。我們一定要迎頭趕上,改變這種落后狀況。”

 

用直白的話說,就是外面比我們富,商品多且好、效率比咱高,技術明顯牛,生活比咱好。

 

考察和討論的成果促成了中央推行對外開放的決心。當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戰略決策。

當時的中國,表面上缺錢,實際上缺的是可參與世界貿易的工商業體系,包括技術、管理、人才、產品。當我們今天很多人以“印錢”為解決問題的方案時,回到當初就能明白根本性的問題不是印錢就能解決,外來的資本是錢,但這些錢針對的是一個個攜帶生產力的項目。資本裹挾的是先進的技術(至少比國內先進)、管理理念、組織模式和商業規則。

陳云的說法:無農不穩,無工不興,無商不活。當時的后兩條存在嚴重的缺陷。制造和流通體系僵滯。因此開辦經濟特區針對的需求也在這里。

在外來投資尤其是前期的港資帶動下,中國的各類資源逐步被盤活并有序運轉起來。在改革開放初期和中期,基本上就是對香港資本開放工業投資和基建投資的過程。

 

這種內外部環境造就了“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模式。即外資注入生產力,銷售著眼于出口。

過剩居多的“自貿區時代”

 

在今天回望,簡潔明了地總結特區的路徑:突破→復制→推廣→普及化。

 

畫圈式的特區試驗,確立了后三十年的“中國模式”。如今的中國,已經全盤“特區化”。

 

但與當年特區開辦之初不同的地方在于,當前的中國不缺錢,不缺貨,產品已極大豐富,工業投資和基建投資都已趨于飽和甚至過剩。每年的水泥消費量達到全球的60%。在高速發展之后社會生產率提升空間已不大。資本也已過剩,盡管結構性緊缺。

對國際來說,當年的中國既是新的加工制造業低成本基地,又是一個可孕育成長的市場。但今天的中國在產業層面與國際的競爭與摩擦增多,競爭遠甚于經濟特區的年代。

以經濟特區為先行標簽的改革開放,在開放層面實質上針對的是工業和普通商業。當前開放的實質則是資本項。自貿區所開的口子,比當年的特區要大很多。尤其在資本自由流動上,風險防控不是一句空話,對一個一直以來習慣于事前審批的政府體制來說,的確將面臨諸多不可測因素。

 

四個不同

 

今天的中國與36年前不同,自貿區與經濟特區有何不同?2014年底,《中國經濟周刊》對各路專家走訪之后總結出經濟特區與自貿區的四個不同,包括選擇標準、使命、目標和著力點。在此借用之:

1、【選擇標準不同】  

經濟特區:對接港澳臺,引進外資和技術;  
自貿區:南北呼應,重在自我轉型和升級

2、【使命不同】  

經濟特區:被動與國際接軌;  
自貿區:新常態下主動應對全球化競爭 
 
3、【目標不同】  

經濟特區:對標港澳臺的小經濟體模式;  
自貿區:對標美日歐的大國經濟體模式 
 
4、【著力點不同】  

 

“經濟特區的誘餌是政策優惠,自貿區的誘餌則是消除政策壁壘” 

香港的視角:特區到自貿區的變化

 

以上經濟特區與自貿區的對比偏宏觀而欠具體,但其中有兩點提到了“港澳臺”。可見在經濟特區推進過程中它們的重要性,其中以香港最具代表性。

 

 

在36年前經濟特區的開放中,香港是最重要的外部發力點。她提供了最初的資金和產業。也其因文化和地緣迅速融入內地,尤其是廣東。

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徐少華提到廣東和港澳的“三個60%”:近年來廣東和港澳的進出口額占了全省進出口總額的60%,來源于港澳的投資占了全省外商在廣東投資總額的60%,還有廣東的企業聯合港澳企業“走出去”投資占了全省對外投資的60%以上。

以上數據中,香港占絕對主體。可見粵港聯系之緊密。在特區開窗36年之后,雙方的依附關系仍然緊密。其中最可體現緊密關系的是港澳對廣東投資總額至今仍占外資額度的60%。

 

我們不妨站在香港的角度來對比特區時代與自貿區時代的不同。

1、香港與內地的實力對比變化

 

1979年,香港的富庶繁榮遠超內地。直到1997年回歸之時,香港的GDP仍相當于大陸GDP的1/6。但到2014年,香港的GDP滑落到大陸GDP的3.5%。與深圳單個城市對比也已差距不大。

盡管單看GDP不能評價一個區域的實力。但至少可以說,大陸與香港兩地的實力對比已較經濟特區開放時“反轉”。單從投資量帶動的效應上看,大陸對香港的需求已不強,香港的溢出效應也不可與當年同日而語。

 

2、香港自身所處階段不同

 

1979年的香港,正處于二次轉型的節點。可以說與國內的特區開放相輔相成。一邊將制造業循序漸進地轉移到內地尤其是廣東;同時騰出手來,在香港本土實現了從制造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的經濟轉型。到80年代末期,服務業在GDP占比中超過80%。

如今的香港,仍沿襲著上一輪轉型之后的紅利,并無本質變化。中藥港、數碼港等產業類規劃最終都拜服在地產業的腳下。

無論是貨物轉口還是資金通道。在改革初期香港制造業轉移內地之后,可明確地預期下一步可承接的產業和走向。而今天,香港對這一地位的依附性并未減弱,卻還未找到下一個階段的風口。香港本土的服務業是以大陸為基礎的,但實體產業則近乎“空心化”。可以說香港還未找到下一個風口。

 

3、內地能給香港什么?

 

在特區時代,內地能給香港企業廉價的土地、人工、資源、優惠等條件,讓內遷后的香港企業在全球經濟中有了更強競爭力。而且由于特區設立的重要出發點是出口,香港作為內外銜接的自由港,在大陸出口的服務環節進一步拓展了優勢。既保障了走出的港企,也給了香港本土以生存空間。

現在的自貿區,能通過放寬準入給香港企業以更多可投資空間,但香港本土難以明確獲利,而港府要在一定程度上兼顧民意。不過即使沒有自貿區,香港本土經濟也是前景難料。

 

4、大陸需要香港的什么?

 

經濟特區設立的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中國GDP占全世界1.72%,進出口總額占全球貿易的0.93%。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分量尚輕。當年的特區和中國大陸,物資匱乏,從生產到流通都沒有舒展開。急需外來資本盤活。

當下的中國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也進入“新常態”。在生產方面,產品已極大豐富,多數行業產能過剩。需要的是具備國際專業水準的服務業企業和人才。這是香港現在最有價值的東西。

 

不再需要簡單的資本堆積 需要適配“新常態”的政府機制

 

從大陸與香港的對比變化可以更明了地認清,當下中國需要的不再是能生產的資本,因為已不具備當初的內外部條件。當然,我們更不需要漂在實體之外的炒作資本。這方面香港也提供了一面鏡子。

可以說短期內中國最緊缺的不是資本和技術,因為錢已不缺,而技術的升級并非朝夕之功,也不是現有的自貿區各類政策或外來資本能快速改變的。那么自貿區著眼的重心就是政府的轉型。也即中國經濟仍要按經濟規律往前走,不能慢也不可急,但急需建立的是能適配“新常態”的政府機制。

 

這套好的政府機制,除了借鑒現有的國際規則之外,還希望由新規則下資本、人才與政府的互動磨合來促成。

 

為什么我們這么強調香港的視角?因為中國推進自貿區戰略首先要參與和熟悉規則,之后才能考慮引領和建立規則。然而當前形勢下留給我們從容參與和熟悉的時間窗口不會太長,因而緊迫且關鍵。

而香港在國際化理念、規則和服務業向內地轉接上,迄今仍是最高效可利用的支點。如能善用,可事半功倍。但必須正視眼前的難題和挑戰,并重視香港本土的需求和語境。

 

尤其對廣東自貿區來說,服務業若真進入承接趨勢,對香港本土的后續發展空間最好能有互相支撐的預案。這事兒,是經濟,也是政治。

 

所以,回到本質吧  這一輪對外開放更需要的是制度藥方。當年需要輸液,如今需要造血。

 

 

 

編輯:楊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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